溥仪为何抵押盐业银行瓷器？-瓷器-北京文苑创

1924年,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将逊清皇帝溥仪及其皇室成员逐出紫禁城，溥仪失去了政治权力和主要经济来源，但仍拥有紫禁城内的大量珍宝，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历代瓷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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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维持在天津租界内的奢华生活,并筹备所谓的“复辟”活动，溥仪急需大量资金，从1925年起，他开始通过其岳父荣源、弟弟溥杰以及心腹臣子等人，将宫中珍藏的珍贵文物，特别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官窑瓷器，分批秘密抵押给当时北洋政府控制的盐业银行。

抵押过程与细节

时间与地点：主要发生在1925年至1928年之间，地点在天津的盐业银行。
经手人：溥仪的岳父荣源是主要的经办人，他利用自己曾是内务府官员的身份，熟悉宫中物品，并与银行方面建立了联系。
抵押品：主要是清宫收藏的顶级瓷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- 宋代名窑：如汝窑、官窑、哥窑、钧窑的精品。
- 元代青花：如著名的“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”（后来被赎回，但并非此次抵押品）。
- 明代官窑：永乐、宣德成化等朝代的斗彩、青花、五彩瓷器。
- 清代康雍乾盛世官窑：珐琅彩、粉彩、单色釉等顶级御窑器物。
抵押方式与金额：文物被运到盐业银行，由银行方面鉴定估值，溥仪通常能获得一笔在当时看来非常可观的贷款，但金额远低于文物的实际市场价值，他签署了抵押契约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本息，赎回文物。
银行的角色：盐业银行当时是北洋政府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员，由时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吴鼎昌主导，吴鼎昌深谙此物的价值，他一方面为银行创造了可观的利润，另一方面也以这种方式为国家保全了一部分重要的文化遗产。

文物散失与流失：
- 部分赎回：溥仪确实赎回了一部分瓷器，用于变卖或维持开销。
- 大量逾期：由于复辟活动遥遥无期，开销巨大，溥仪很快无力偿还贷款，导致大量抵押品逾期。
- 银行处理：根据抵押契约，盐业银行有权处理这些逾期未赎的文物，银行并未立即在市场上抛售，而是将其作为银行的资产封存起来，这批文物因此得以在银行的金库中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，避免了在混乱的民间市场中被进一步拆分或损毁。
“金编钟”事件：
- 与瓷器抵押几乎同时,溥仪还将一套金质的“金编钟”抵押给了盐业银行的另一家关联企业——金城银行。
- 后来,为了偿还对盐业银行的贷款，金城银行又反过来将这套金编钟转押给了盐业银行。
- 这套国宝级文物最终也由盐业银行保管,成为其最著名的“镇行之宝”。
最终归宿——故宫博物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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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盐业银行将这批包括逾期的抵押瓷器在内的清宫旧藏，全部移交给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。
- 这批文物的回归,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，使其成为研究中国陶瓷史最权威、最完整的宝库之一，许多我们今天在故宫看到的顶级瓷器，都源于当年的这批抵押品。

文化上的“因祸得福”：从溥仪的角度看，这是他个人悲剧的一部分，是国宝的流失，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，盐业银行的介入，反而使这批顶级瓷器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，有了一个安全、专业的“避难所”，最终得以完整地回归国家，避免了像许多其他宫中珍宝那样被倒卖到海外、散落民间的命运，可以说，盐业银行在客观上成为了这批国宝的“临时保管者”。
反映了时代的剧变：这一事件清晰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皇帝不再是天下的主人，他的个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商品抵押给银行，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皇权最彻底的否定，它象征着清廷的“私有财产”观念与现代金融体系的碰撞。
金融与文化结合的典型案例：盐业银行作为一家有远见的金融机构，没有选择将这些国宝变现，而是选择长期持有，这既是一种商业行为（等待升值），也带有一定的文化自觉，这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。
历史记忆的警示：溥仪抵押瓷器的事件，也成为后人反思历史、珍视文化遗产的生动教材，它提醒人们，国宝的安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，只有国家强大、社会稳定，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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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抵押盐业银行瓷器，是一个由末代皇帝的个人困境引发，由现代银行介入，最终以国宝回归国家而告终的复杂历史事件，它既是溥仪个人命运的缩影，也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过程中，文化遗产命运变迁的一个缩影。